早在1931年,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,苏联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五十到一百年的巨大差距,这种差距必须在十年内弥补,否则将面临被彻底击垮的命运。苏联人深刻理解其意义,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实现了工业化。十年后,当德国的坦克进攻时,苏联成功抵挡住了。
回顾当时的中国,也是面临类似的紧迫形势。李鸿章在晚清时曾目睹美国的繁荣,感慨我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“变局”。这“变局”其实就是工业文明的到来,生存法则残酷简单:从事工业的能获利,而长期以农业为主的只会被淘汰。若继续停留在农耕经济中,必将无法抵御工业化带来的冲击。
尽管人们都意识到工业化对生存的重要性,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却在抗战前夕仍无法实现强大的工业基础。各种原因被提出:缺乏自主权、外国市场倾销以及土地改革滞后等。但深入分析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,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:他们根本不想发展工业。 球友会
民国政府的财政基础与传统农业国家大相径庭,税收主要来源已经转向关税和厘金,农田税收入逐渐萎缩。尤其在军阀混战时期,地方势力不愿意将田税和厘金上交中央,只有海关所收的关税成为国民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来源。
在1928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,关税的占比一度高达60%,而与之相比,土地和人口税收微不足道。国民政府无疑是一个依赖关税的“海关政府”。这一财政结构揭示了中国无法实现工业化的深层原因。
当时的关税主要依赖进口商品,蒋介石自然希望进口商品不断涌入,以保证财政收入。若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,势必会导致国产品取代进口品,关税收入也会随之减少。因此,蒋介石政府面临着一个自我否定的困境:发展工业将削弱自己的财政基础。 球友会
从某种角度来看,西方列强与蒋介石政府形成了利益共同体:西方需要倾销市场,而蒋则依赖此获取财政资源。因此,蒋介石政府被称作“买办政府”,不仅是政治上的指责,更是经济行为的真实反映。这一财政逻辑束缚了国民政府的手脚,使其无法积极推动工业化进程。